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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空出世《辅行诀》,质疑声中四十年
作者:曹东义[1] 
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1]  
文章号:W117391  
2017-2-8 15: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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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一万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世人不断质疑的声音里,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了40年,并且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既植根于历史,也将影响于未来。或许它现在已经成了未来流行的经典,只是我们这些局中人身陷谜团而不知罢了。早春时节,横空出世1974年春天,一封署名“威县赤脚医生”的来信,寄到了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容是据说来自敦煌遗书的手抄本,用苍劲的钢笔字,竖行抄写。

不足一万字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在世人不断质疑的声音里,艰难而顽强地走过了40年,并且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既植根于历史,也将影响于未来。或许它现在已经成了未来流行的经典,只是我们这些局中人身陷谜团而不知罢了。

早春时节,横空出世

1974年春天,一封署名“威县赤脚医生”的来信,寄到了北京东直门内的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内容是据说来自敦煌遗书的手抄本,用苍劲的钢笔字,竖行抄写。“赤脚医生”在信中还有一个小序,称其祖父于1918年从敦煌购来此卷,已经珍藏三代,却在1962年被毁。所幸他的学生中有人听他讲述过这部书,他借学生笔记进行整理,“稿凡十易,功竟一月,再再默忖,似觉大体不错。”

这部辗转手抄的所谓敦煌遗书,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价值?中研院科教部把这个材料交给了医史文献研究室进行研究。研究室把它转交到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手里,请他先进行文献鉴定。

那时,“文革”的疾风暴雨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之中,改变中医命运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中央7856】文件)还差四、五年才能出台,这的确是一个“早春时节”。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40多年,如今很多人不太了解当时的“背景”情况,需要我们回首一望。这所谓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当时中医人生存的环境。

1966年文革开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风潮卷进中医研究院,各项业务活动被迫中断,1968年中医研究院实行军管。1971年至1978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中医学院合并,统一军管,实行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但是仍然有科、教、医三项任务。从1967年至1971年,中医研究院共派出医疗队27批,足迹遍及全国。在科研机构瘫痪、科研人员分散或下放的情况下,周总理于19711月和2月,曾两次接见卫生部的领导及中医研究院的院长鲁之俊,对中医研究院的工作作了指示,要求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如慢性支气管炎、冠心病、肿瘤、疟疾等,要求加强针刺麻醉及其原理的研究,防止浮夸。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专家初审,两年之久

马继兴先生见到了这个手抄本的文献,他经过仔细辨别,认为“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他在19743月写出了鉴定意见。

为了慎重起见,马继兴先生把这个手抄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交给社科院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张政烺先生 审阅。两位先生认为“这个卷子实物已不可见,不能直接进行考察,据所说情况有些可议之点。”指出该书“从书名看,‘辅行诀’三字极可注意。”它和那个时代道家修行,以及陶弘景的学术特点很相符,但是“通读此书数过,从内容上找不出可以肯定或否定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不通医学,没有医学史的知识。”两位考古学家很慎重地在19755月表达了他们的意见:“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是早到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

收到社科院两位专家的意见,马继兴先生就把“赤脚医生来信”以及鉴定意见,交回了研究院科教部。

时任研究院副书记的老革命家沙洪同志指示,请正在图书馆鉴定图书的王雪苔先生(1925-2008)考虑如何处理。

王雪苔先生出身于中医世家,建国前毕业于沈阳医学院,有很深的医学与文献学素养。他筹建了医史文献研究室,后来当过中医研究院的副院长,也当选过世界针联的主席,当他看到这封几乎是两年前的“赤脚医生”来信时,深感其非同一般,应该是一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古代文献。经过请示领导,就到“赤脚医生”所在乡村去了解有关情况。他见到了这个“赤脚医生”张大昌先生。

特殊“赤脚医生”张大昌

197511月的一天,在河北省威县南镇村卫生室,王雪苔先生见到了写信的“赤脚医生”张大昌(1926-1995),他字唯静,生于湖北武昌,原籍就是这个南镇村,10岁时因父亲亡故而返回故里,身世颇为坎坷。

初冬时节,王雪苔与张大昌先生在卫生室里,把炉火生旺,两个五十岁上下的人,围着一张小桌,畅谈整日。张大昌家几代人皆能文善医,收藏古籍很多。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戏剧、绘画、书法、技击都有相当水平,并且早年参加过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1941年遭日伪间谍暗算曾被捕入狱,获救后在平乡冯马兴固寺出家,法号昌玺。幼年受世医家庭熏陶,又跟师学习,建国前即行医济世。32岁时曾有医学论文发表,后被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文革中,张大昌曾一度受“国民党案”牵连而被关押。

两位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敦煌卷子的事情,张大昌介绍说,他的祖父张广荣(1867-1919),字偓南,早年留学日本,在旧军队做兽医,去买马的时候路过敦煌,从一位道士手里购到《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并曾有所抄录和在西安装裱过这个绸卷,他带回老家收藏,但第二年即去世,未能深入把玩。张大昌的父亲张阿翮(1887-1936),字耸云,也在部队里做马医官,并且长期远离家乡,未闻其对这个卷子有研究。张大昌10岁的时候从湖北回到家乡,对于这个卷子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它属于一个文物,比较珍贵。等他长到18岁之后,开始研究医学,通过与其他古代典籍相比较,才了解了它的医学价值。他说:“早先我就想把这书献给国家及卫生出版社,恨自己学习主席著作不够,私字当头,屡屡因循,竟成难觅之失。”

张大昌说的“难觅之失”,就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被毁的事件。他在1973年冬天写信的时候,说是“不幸在六二年遭到破坏”,而在1975再次给研究院科教部写信的时候,却借“赤脚医生”之口说“他家在67年不慎于火,书室被烧,文物全部灰烬,原卷当然也片绢乌有了。”王雪苔先生细问才得知,原来是1966年文革期间破四旧,他们家被抄,家中的古籍以及这个敦煌卷子一起不见了踪影。他把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叙述得这样不一致,是因为害怕“诽谤文革破四旧”,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听了张大昌先生的叙述,王雪苔先生决定返回北京去,通过上面的领导来协调,希望找到原卷的下落。

顶级专家,集中研讨

王雪苔先生回到北京,立即按照张大昌先生提供的线索,在科教部大量群众来信之中,找到了1975年夏他寄到北京的另一个《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抄本(张海洲依据王子旭抄本的转抄本)。

这个转抄本比1974年张大昌献给中医研究院的本子简略,但是字迹清晰,偶有张大昌改动的痕迹。王雪苔先生根据两个抄本,互相校对,加以厘定,合成一个油印本,打印了20多份,于197617日在西苑医院召开了由部分专家出席的座谈会,他们在10天前收到了这个打印本。

座谈会由中研院副书记沙洪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中医专家岳美中先生(1900-1982),他说,看了材料,也查阅了陶弘景的有关记载,认为“陶弘景著述很多,喜风角卜筮,属于道家,喜欢游山玩水,听松涛。”他认为,这个抄本由《伤寒杂病论》(以下简称《伤寒论》)加工制成,而且“辨证太死板”,唐代“孙思邈难以见到《伤寒论》,比他早的陶弘景就容易见到吗?所以,怀疑这个本子是后人的伪托。”

第二个发言的专家,是妇科专家钱伯煊先生(1896-1986),他认为“此书的主要内容是五脏补泻法”,虽然源自《伤寒论》,“师法仲景”,但是,“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至于书中所说的“五行体用互含”问题,钱先生表示“不太懂,留待研究。”

第三个发言的是儿科专家赵心波先生(1902-1979),他认为“此书还是有价值的,如补《伤寒论》之缺,朱雀汤即其例,过去只有玄武汤而无朱雀汤,但书中有道家色彩。最后的五个急救方符合‘简、便、廉’原则,如再加上‘验’就更好了。”

第四个发言的是中医理论大家方药中先生(1921-1995),从儒家与道家的角度谈起,他说:“陶弘景隐居之前其著作偏于儒家,隐居之后其著作偏于道家。”他举例分析其著作的特征,一是注意天地人的内外环境因素,二是重视整体观,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三是强调药物发明出自民间。但这本书由于原件不见,不好说。“从此书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根据《伤寒论》,不如说是根据《内经》。按脏腑定位,区别虚实,正是《内经》精神。书中所引方药,也是《伤寒论》以前的,他(陶弘景)不同意仲景改方名而给改正回来,表面看似乎是根据《伤寒论》,其实是另有所本。书中之五行归类法与现在不相类,但与以前之五行学说相似,如强调五行相克,这与《内经》以前相类。看来陶弘景并不受五行固定框框限制,而是强调其精神关系。这对今天很有启发。”他经过分析,认为此书“内容不多,比较朴实,不像伪造”,肯定“此书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五个发言的是内科专家赵锡武先生(1902-1980),他说:“仲景以前的东西,我们未曾见到的,此书却能提到,如说仲景改方名,说明陶弘景所见者为仲景以前之著作。”并举例说张仲景书里的方剂不都是自创,此书五味归类与《伤寒论》不同,“很重要,很值得研究”,从有些用字的方言来看,“不像伪造之书,文字也不像伪造。”

第六个发言的是著名医史文献和耳鼻喉专家耿鉴庭先生(1915-1999),他说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没有著录的敦煌书籍是很多的,“此书的真实性很大”;从人文的角度来说,陶弘景所在的建康(今南京)一带,藏书甚富,其著述很多,从文中所用古字、所提古代医家名字,以及从文字风格来看“很可能就是陶氏所撰”。从医史的角度看该书,它虽引《汤液经法》,但无六经痕迹,而以脏腑分类,由此可见仲景之前医学状况。认为“有进一步考察、追踪、研究之必要。”

科教部负责人和西苑医院的领导彭杰三等人也到会并发表意见。

再访威县,多方取证

听了中研院几位德高望重中医专家的座谈发言,更加坚定了王雪苔先生最初的判断,为了进一步考察有关情况,197619日,他带着卫生部和国家文物局的介绍信,再次前往威县考察,历时一周。两封介绍信均以国家有关部门的权威性,要求当地政府配合寻找该书原件。

王雪苔先生为第二次调查定了三个目标:一是尽量找到卷子本的下落,“即使只有片纸只字也是莫大的收获”;二是即使找不到原卷,也要找到见到过该卷子的人;三是将此前获得的两个抄本合并为一个“混合本”,希望通过与张大昌逐字逐句共同校订,能够得到一个接近卷子原貌的版本。

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他们找到了当年存放“四旧”的油棉厂仓库,当时从7个公社抄来的“旧书”、“旧物”,堆满了一百多平米的库房,堆积达1米多厚,还举办过展览。后来,油棉厂恢复生产,这些旧物被移送到临时的10间厂棚里,大雨过后厂棚倒塌,“旧物”成了肥料,抢回仓库一角的“旧物”,10年之后仍然还有不少。他们带着殷切期待的心情翻阅,带着极度失望的心情离开。“虽经努力查找,终无所获。”王雪苔先生30年后无奈地回忆说。

但是,第二个目标有了收获,文革前见过与抄录过这个卷子的王秉政、王秉德、王子旭,在“背对背”不准张大昌提示的情况下,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明材料,有些细节内容是张大昌从未提起过的。

第三个目标收获也很大,张大昌先生凭借着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深刻的理解与熟练背诵,一字一句与王雪苔先生校对、讨论,反复几遍,“虽然够不上定本,但是它却反映了张大昌医生当时的取舍倾向。”王雪苔先生觉得不虚此行。

校勘出版,流布海内

有了这样的前期工作,按说《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就该顺利出版发行了,但是,从19761月开始,王雪苔先生接受了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无暇顾及该书的校勘校正了。

1988年,马继兴先生出版了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此前他请王雪苔先生作为“特约编写”,将其整理的《辅行诀》作为专篇收录其中。从此《辅行诀》被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向了大江南北。

王雪苔先生说:“原以为本书重新面世,我所负担的历史使命也就算完成了。万万没有想到,历史的时钟刚刚摆过不到20年,对于本书的传本以及调查校勘考释经过,竟然传出不同的说法和猜测。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把当年调查与校勘考释的过程和盘托出,以免热心的研究者由于不知原委而考证失据。”因此20083月,病中的王雪苔先生出版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正考证”一书 ,这一年的9月王先生因病逝世。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觉察到这部书出版之后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那么,是什么使王雪苔先生感到“万万没有想到”呢?

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传抄本、转抄本,以及众说纷纭的各种传闻,有关后续的衍生著作不断问世,形成了名副其实的“《辅行诀》之谜”。

这些谜团与当时王雪苔先生见到、听到的说法不一样。他原来以为很明确的东西逐渐模糊起来,关于原作者、传承者、献书者;原卷子与抄本、转抄本、回忆本、再传本,在张大昌先生当年活动的河北省威县、广宗一带,蜂拥而出,流传的版本有20多个,说法错综复杂,这也使当代著名中医文献学家北京的钱超尘先生、太原的赵怀舟教授等感到很困惑,也很有意义。因此,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 ,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几年之间他们从山西到北京,从北京到邢台,多次往返,召集有关见证人、传承人座谈,收集流传在当地的20多种传本,加以整理、汇总,先后出版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 ,真实地保留了这部卷子本在流传过程之中自然形成的传承盛况,可以说这种“原生态中医学术传承”形式,正是中医著作历代传抄现象在当今社会的又一次重演。只是由于现代传媒的出现,互联网的发达,这种传承现象大为萎缩,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已。

带着谜团,走向经典

王雪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张大昌会有这么多弟子,也没想到会有20多个抄本,关键是他仅仅从文献学“存真复原”的角度,以为不会有问题了,而没有料到从临床实用的角度会发生衍生变化。

对于一个原本遗失,仅靠传抄本流行的古代文献,如果它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即使从学者使用的角度也会不断传承。人们传抄它,不是为了复制一个文物加以保存,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孤本可以有机会卖个好价钱。这些传抄者也不主张自己的抄本最可靠,最有文献价值,而是学习它就能执简驭繁,取得临床好疗效,都是从临床实用出发的。

临床医生与文献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做事情的风格也大不相同。

我们说《辅行诀》有价值,不仅仅是因为其中保留了《汤液经》的部分内容,是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同源而异流的传本,更重要的是它与《黄帝内经》看待人体的角度不一样,它更鲜明地体现着道家的医学思想,是道家医学的典型代表,或者属于道家医学的经典。

《黄帝内经》之中虽然有道家影响,其中有270多处提到“道”字,但是道家思想只占《内经》的一部分,而《辅行诀》之中关于人体的人认识,完全被道家思想所统领。

《内经》面对病患人群,把健康作为最高追求目标,治病是很重要的过程;道家引领时尚人士,认为“入真景”、“得永年”是终极目标。没病容易达到道家的理想境界,有病则难以实现其终极目标。

陶弘景远离尘世,在茅山修行,为的是达到道家的“永年”境界,也就是俗话说的长生不老。他认为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服药祛疾”只是开始阶段的“微事”,是“初学之要领”。

在道家的心目之中,人与自然可以融为一体,炼丹服石的“大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轻身益气延年”。祛除疾病对于世人虽然很重要,但这绝对不是道家的理想境界。

因此,“无病服丹”是道家的提倡,“无病养生”是道家的要求。

一般人没有“炼丹服药”的经济基础,也不具备“得道成仙”的体质。所以魏晋以降,服丹药中毒的都是皇亲国戚、名仕显贵,而很少有平民百姓。

虽然“无病养生”是道家的理念,但是由于养生的措施很多,普通民众也可以施行,是“治未病”的重要方法。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自然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天地四时的变化,其概括性的表述就是阴阳五行。变化之道虽多,不外“体”与“用”。

《辅行诀》卷子的开头,有伏羲神农黄帝之像,也有二十八宿之图,把人放在天地时空之间进行论述,人体与生命都是高度时空化的整体。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辩证它在治病方面重视脏腑虚实辨证,无非是重视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的统辖作用,其“五行体用互含”学说,也是把人体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基本法则。

破译谜底,推动学术

《辅行诀》虽然是源于陶弘景的一个著作,晚出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但是由于作者的世界观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其著作就具备了道家医学“开宗立派”的独特价值,称其为一部经典也不为过。

《易经》、《老子》、《论语》等流传百世的经典,都只有五千言左右。《辅行诀》九千多字,也是一部百读不厌的经典,其中道术并重,有方有论,所包含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研究与传承的内容十分突出。

毫无疑问,围绕着《辅行诀》的真伪、张大昌献方的动机,有关事件前后矛盾的说法,原本与传本差异等问题,有很多谜团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它就像中医界的《红楼梦》一样,不仅是一个谜团,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辅行诀》之学;传承这部著作的人,虽然目前以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传承者绝不会只限于这20多人,它必将会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因为它具有穿越时空的学术能量。

201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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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东义
单位: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简介: 曹东义,男,生于1958年,籍贯河北省衡水市仲景村,农工民主党员,硕士毕业,职称为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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