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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月宏专访:引领血管疾病 治疗思路和理念革新
作者:文佳[1] 
单位:健康大视野杂志社[1]  
文章号:W126134  
2018/1/22 12: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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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优异成绩和快速发展。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众多学科带头人,他们以资深的临床经验、朴素严谨的工作态度、勇于创新的管理理念,为人民健康做出贡献。 他从医外科二十余年,始终在临床和科教工作一线,获得全国广大患者和血管外科同行好评。   他擅长血管外科疾病的开放和介入治疗,对于颈部、胸部大血管病变和腹主动脉瘤腔内介入和手术诊治,以及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和术式创新。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五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优异成绩和快速发展。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的浪潮中,涌现出了众多学科带头人,他们以资深的临床经验、朴素严谨的工作态度、勇于创新的管理理念,为人民健康做出贡献。
他从医外科二十余年,始终在临床和科教工作一线,获得全国广大患者和血管外科同行好评。

  他擅长血管外科疾病的开放和介入治疗,对于颈部、胸部大血管病变和腹主动脉瘤腔内介入和手术诊治,以及疑难杂症有独到见解和术式创新。

  他先后赴美国Cleveland Clinic、澳大利亚Epworth等医院访问,在澳门仁伯爵医院开展血管外科工作,交流血管手术和介入治疗新技术。

  他曾荣获部级科技进步奖,并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国内多家单位完成医教研工作之余,牵头开展血管慢病的基层推广和专家共识总结,积极推动亚学科学术发展和周围血管疾病学会的公益活动,赢得社会好评。

  他就是郑月宏,医院学科研究的实践者,中国微循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郑月宏教授。


  记者:郑教授从事血管外科二十余年,始终在临床和科教工作一线,获得全国广大患者和血管外科同行好评,尤其擅长血管外科疾病的开放和介入治疗,对于颈部、胸部大血管病变和腹主动脉瘤腔内介入和手术诊治等方面有着独特丰富的经验。作为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颈动脉狭窄的发病人群,以及治疗方法和策略?

  郑月宏教授:颈动脉狭窄是一种在中老年人群中发病率高、风险大的疾病,其风险主要来自于狭窄后的缺血性卒中,而卒中作为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对国民健康和卫生经济学的影响不容小觑。目前对症状性、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的治疗推荐是对所有的患者采取药物治疗,对特定患者采取再血管化治疗,即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与颈动脉支架置入术。以下我简单谈一下这两种治疗方式的特点,以及不同治疗策略的患者筛选。

  第一,颈动脉内膜切除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治疗少数复发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一种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随着接受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已经是一项相对成熟的技术。北京协和医院发布的一项纳入618例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经验分析表明,症状性及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围手术期及中、远期并发症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这也印证了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的稳定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并发症过去已经讨论得很充分,包括神经系统并发症、系统性并发症和局部损伤等。神经系统并发症主要是是缺血和出血性卒中,且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的患者较无症状颈动脉狭窄患者有更高的卒中风险。系统性并发症中,最严重的是心肌梗死。局部并发症方面,常见问题有颅神经麻痹、血肿、局灶感染等。

  第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是比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更新型的再血管化方式,近年来其应用逐渐增多。因老年人对颈动脉支架植入术耐受普遍略差,对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选择需要考虑年龄因素。另外,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术后并发症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主动脉弓或颈动脉分叉解剖结构发育不良、严重主动脉迂曲钙化或大量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等。另外,颈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成角处的严重钙化及长段损伤与围手术期卒中风险相关。另一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操作相关并发症是心动过缓或低血压。在某些病例中,长期的心动过缓和低血压导致围手术期死亡率上升。但在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中,也有高达12%~27%的患者出现低血压。随着支架(双层网眼颈动脉支架)和保护设备(特定群体中的近端保护装置、可移动的新型远端滤网等)的革新,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术后卒中发生率显著下降,这些都有望使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使用得到进一步推广。
记者:那么,请问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与颈动脉支架植入术,这两种手术治疗方法对比有哪些区别和不同?

  郑月宏教授:近年来,颈动脉再血管化方式的推荐得到了一系列大型临床试验的证据支持。经典试验CREST(Carotid Revascularization Endarterectomy vs. Stenting Trial) 结果显示,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在主要终点(30天内出现卒中、死亡或MI,或超过30天后出现同侧卒中)上并无差别。围手术期卒中风险方面,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患者较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明显偏低;围手术期MI方面,行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患者较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偏高。而男性与女性之间,以及有- 无症状之间,则无明显差异。整个4年研究期间,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总体卒中发生率亦无显著差异。局部并发症方面,颈动脉支架植入术术后颅神经麻痹的发生率要低于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年龄方面,70岁以上患者对颈动脉内膜切除术耐受更好,而70岁以下患者往往对颈动脉支架植入术耐受更好。欧洲的一项meta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另外有几项临床试验(EVA-3S、SPACE、ICSS)仅研究了有症状患者中颈动脉内膜切除术与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比较,结论与上述研究类似。综合以上研究,在长期随访中,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相较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略有优势。

  另外,Touzé 等提出了用于选择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SCAR”原则,即:性别、对侧阻塞、年龄、再狭窄。SCAR阴性定义为:女性、年龄<75岁、对侧阻塞或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再狭窄的患者;其余情况定义为SCAR阳性。SCAR阴性患者为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相对低风险,SCAR阳性为颈动脉支架植入术高风险。该原则在上述SPACE、EVA-3S、ICSS试验中也部分得到验证,可能对评估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风险有一定帮助。

  总之,早期临床试验显示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和颈动脉支架植入术的围手术期卒中发生率接近,而近期证据表明颈动脉支架植入术围手术期临床、亚临床脑梗的发生率更高。在进行再血管化方式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人口统计学、临床、解剖等多种因素,全面衡量两种方式的风险、收益。

  记者:近年来,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静脉曲张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现代人的正常生活。您长期致力于血管外科方面的科学研究及临床治疗,凭借您多年从医经验,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下肢静脉曲张的具体发病率?其主要由哪些因素导致静脉曲张的形成?以及治疗进展情况?

  郑月宏教授: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管外科的常见疾病,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关于静脉曲张的描述。各种因素促使静脉管壁薄弱扩张,引起静脉瓣膜闭合不全,其中最主要的机制是大隐静脉汇入深静脉处的瓣膜发生关闭不全,从而使得静脉血流出现流向肢体远端的逆流。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病率10%~35%,其中4%合并溃疡;在我国发病率约为9.26%~16.38%,其中近10%伴有脱屑、瘙痒、色素沉着,甚至皮疹及溃疡等皮肤损害。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其发病率在女性为25%~30%,男性为10%~20%,且常有家族遗传倾向和后天危险因素,包括肥胖、老龄、妊娠、便秘或咳嗽等腹压增高因素、长时间的坐位或站立等职业因素。

  我国人口基数大,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众多,而且就诊往往偏晚,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质量,还是对医疗资源甚至整个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均有着沉重深远的影响。基层医院是该病治疗的主力。我国汪忠镐院士、管珩教授、吴庆华教授、陈翠菊教授等前辈对静脉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各种治疗方法。2015年,我国随着梅家才教授、汪涛教授等几十位专家成立微循 环静脉曲张学组,带队攻克下肢静脉曲张,期望能够有较大进展。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静脉曲张目前国内外的防治现状,在临床规范治疗方面的策略?以及基层医院对于此病的干预及治疗方法?

  郑月宏教授:2004年美国静脉论坛使用CEAP静脉功能评分标准,对下肢静脉疾病分级及严重程度进行评分,以便决定干预时机及评价治疗措施的疗效。C4及以上的手术指征明确,但C2至C3是否应当及时进行外科干预仍存在争议,该期患者的治疗指征曾一度被认为仅仅是以美容为目的甚至是改善心理因素,但医生和患者都必须认识到,静脉主干和瓣膜的退行性变导致从深静脉系统到浅静脉系统、及浅静脉系统本身的血流逆流,从而增加浅静脉系统的流体静力压,同样可以反作用于深静脉系统,终将对深静脉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当病情进展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带来严重的后果,如发生静脉血栓形成、无菌性炎症、色素沉着、溃疡、淤积性皮炎、破裂出血等并发症,严重时往往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丧失工作能力,因此需要提早及时进行干预。药物及加压等保守治疗措施通过改善微循环、增加静脉壁弹性、降低浅静脉压力可以部分缓解症状、延缓疾病进展、避免并发症。改善微循环药物治疗,以及梯度压力治疗在曲张中的地位还有待在基层医院医护工作者做提高和普及。

  治疗静脉曲张的首要目的是处理静脉返流的高点,以及清除所有曲张静脉、减少并发症和合并症、改善临床症状,特别重要的是获得满意的美观效果。19世纪中期,Trendelenburg开创了外科治疗静脉曲张的历史,1905 年William Wayne Babcock确立了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病变静脉的剥脱术式,多年来一直是静脉曲张治疗公认的金标准术式。手术操作相对简单,效果确切,最重要的是手术适应证几乎没有限制。虽有文献指出术后5年复发率为50~65% ,但其中大部分应与疾病本身进展有关。多年来手术方式不断得到改善,如保留正常主干的剥脱、内翻式剥脱、冰冻剥脱法等,但毕竟有创、常需要全身麻醉和术后数周的康复,切口并发症、瘀斑、神经损伤、术后疼痛、恢复缓慢,瘢痕形成等是常见的问题。由于技术相对成型,总体来说改进不大,点式剥除法(Müller术)、腔镜筋膜下交通支结扎术是其中具有微创倾向代表性的举措,本质上讲也是适应外科手术微创化洪流的自我变革。90%的溃疡患者有交通支静脉功能不全,SEPS术由于切口远离曲张静脉及溃疡区域,且较传统的手术方法减少切口,确切去除交通支静脉,并能改善术后疼痛症状、缩短恢复时间、有效促进溃疡愈合,已成为该类患者的首选措施。

  绝大多数静脉反流的高点位于大隐静脉或小隐静脉入口,如股隐静脉瓣功能不全约占总数的53~68%,复发性静脉曲张患者的比例更高,因此去除浅静脉主干、消除高点返流是治疗的核心,可以通过手术和微创治疗解决。21世纪初,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微创器械的不断革新,静脉疾病再次成为研究热点。近十余年出现了多种微创治疗静脉曲张的方法,包括腔内激光治疗、射频消融术和透光直视旋切术、超声引导下泡沫硬化剂治疗等。通过使得靶血管内皮受损、血栓形成及纤维化导致血管闭合。比传统的外科手术具有临床优势,而且明显减轻了术后疼痛,缩短了恢复时间。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已经从传统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微创治疗的时代,治疗效果也被越来越多的医患认可。

  EVLT的原理是通过光纤裸头产热,由蒸汽气泡、血液传导或直接导热,损伤内皮细胞,促进血栓形成,最后形成纤维条索导致管腔闭合。2000年Navarro报道,首先报道了静脉曲张腔内激光治疗的方法,2002年美国批准了EVLT用于临床。治疗原理为不同波长的激光束具有不同的吸收特性, 810nm波长可被血红蛋白特异性吸收,1320nm波长可被水特异性吸收,而980nm可被血红蛋白和水吸收,且可特异性作用于管壁胶原纤维。文献证实各种波长激光治疗的有效性相近,但较长波长的治疗后出现并发症如术后疼痛及组织损伤的发生率较低,需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研究认为EVLT术后早期即可恢复日常活动和工作、疼痛减少、美观,术后2年隐静脉闭塞率为93%且无深静脉血栓形成。一项囊括13项RCT研究的荟萃分析比较EVLT与传统的外科手术,术后早期大隐静脉闭合率、术后近中期的复发率均无明显差异。以上数据表明EVLT是实现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易耐受、低并发症的有效治疗方法,但潜在的并发症包括局部感觉异常、浅表性血栓性静脉炎、皮肤损伤和深静脉血栓。

  TIPP术目前常用的Trivex系统,多应用于去除主干血管后小腿成团静脉的处理。选择合适位置小切口置入冷光源,灌注充盈液体后将曲张静脉投射于皮肤表面,同时可以将曲张静脉团同周围组织分开,另取一小切口进入刨刀,相当于直视下彻底清除静脉曲张并吸出体外,从而降低复发率。较传统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切口小而且少,可以远离溃疡或感染部位,手术时间短,术后切口并发症和感染率较低,尤其适合面积广泛的重度曲张静脉团、皮肤色素沉着或皮肤溃疡,以及硬化剂注射后复发的静脉曲张。但是相比其他微创技术术中创伤较大、出血较多,且存在难以避免的皮神经损伤,致术后感觉障碍或疼痛,术后皮下淤斑、脂肪塌陷较为多见。

  硬化剂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历史较长,在消融技术出现之前就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是微创技术中适应证最广泛的方法,从毛细血管扩张症到严重的曲张静脉均可治疗。硬化剂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细胞膜脂相互作用,损伤血管内皮并导致血栓化,并促使血管炎性反应和组织纤维化,但非目标血管血栓栓塞和复发是常见的并发症,也是不能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目前主要在于应用射频消融和激光治疗隐静脉主干后残余曲张静脉的治疗。液体硬化剂可用于直径较小的静脉如毛细血管扩张、网状静脉和小静脉,新型的泡沫硬化剂则可以用于大的曲张静脉甚至主干。泡沫硬化剂是将液体硬化剂和气体按1:4比例混合而成,进入血管后不易被稀释或冲走,增加了有效的接触面积和治疗时间。常见的泡沫硬化剂有两种,十四羟基硫酸钠是美国FDA批准使用的硬化剂;聚桂醇的安全性得到公认,目前已实现国产化。第二届欧洲泡沫硬化剂治疗协调会议建议用量6-8ml,不超过40ml。Rusmussen比较了几种常见的微创治疗方法,相比而言UGFS创伤最小、平均恢复时间最短、住院总费用最低,1年随访中UGFS复发率最低。一项多中心的研究证实了UGFS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术后1年闭合率87%,复发率8.1%;严重的并发症小于1%,视觉障碍1.4%,头痛4.2%,血栓性静脉炎4.7%,皮肤色素沉着17.8%,疼痛25.6%。2011年美国静脉疾病治疗指南确立了UGFS的重要地位。常见的并发症包括色素沉着、注射部位疼痛、荨麻疹等,多为一过性,并且程度相对较轻。

  记者:那么,请问下肢静脉曲张目前都采用哪些治疗技术?
郑月宏教授:自2010年来,新兴的机械化学血管内消融术和腔内蒸汽消融术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其他微创技术相比,治疗效果和复发率差别不大,且或多或少的避免了其他技术的劣势,丰富了静脉曲张治疗的选择。1999年美国治疗静脉曲张的手段主要是外科手术,而2007年微创手术占据总手术量的83%,得益于微创治疗提高了患者舒适度、快速恢复和更好的美容效果,最重要的是微创治疗的效果不亚于传统的手术,外科手术的金标准地位正在不断得到挑战。但对于静脉主干严重迂曲、瘤样扩张、皮肤薄弱、慢性血栓性静脉炎或股隐静脉入口处血栓的患者,外科手术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静脉曲张的治疗,目前世界上占据总手术量百分比最高的技术是微创治疗,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微创治疗技术所具有哪些主要优势,使得患者受益?

  郑月宏教授:微创治疗的优势使得静脉曲张的日间治疗成为可能,临床数据表明,在人员和设备良好的门诊手术室可完成各种浅静脉手术。美国Scott&White医院日间手术的比例为79%,平均住院费用明显降低(906美元vs.4241美元);华西医院的研究表明日间手术较住院手术,术前天数减少1天,住院时间减少3天,医疗费用减少。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并能在保证医疗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治疗效率,日间手术是当下医疗模式转化的新探索。

  总之,静脉曲张不同治疗方法都有独特的优势和适应证。临床工作中,根据分级诊疗原则,临床医师必须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需求选择应用合适的治疗方案,有时需要外科和微创技术的复合治疗。在治疗静脉曲张的过程中,我们不应局限于满足近期治疗效果和降低远期复发率,如何减少创伤、快速恢复以及提高美容效果,如何实现个体需求和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的完美结合,更是血管医生追求的目标,各种静脉曲张治疗方式的理念革新,可能是静脉曲张治疗的前景。

  记者:目前对于微循环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医学界的热门课题。您长期从事血管疾病的临床工作,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微循环与血管疾病相关的研究有哪些进展?

  郑月宏教授:医学发展到今天,传统的检测和治疗方法到了一个瓶颈期,而微循环技术日新月异,与临床结合产生了很多新的检测方法和治疗手段,比如在糖尿病足的治疗中,我们可以用基因治疗重建微循环,为一些传统治疗手段无法保肢的患者保住了肢体,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总之,在血管疾病诊疗技术方面,微循环已经显现了早期诊断、精确治疗和评估预后方面的价值,方兴未艾。我们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的宗旨在于促进学科横纵向交流合作,促进优秀科研成果转化;我们的原则是关注微循环,聚焦地市级,扶持中青年,碎步小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事,以期逐步解决当下外周血管疾病诊疗中的一些瓶颈问题。我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微循环在血管疾病的临床应用会越来越广泛,通过新的检测手段早期诊断血管疾病并检测病情变化,可以开拓血管疾病新的诊断思路。

  记者: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微循环”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搭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由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中国微循环学会2017年全体会员大会亚太血管学术联盟(APA)北京国际论坛暨第四届微循环朝阳血管医学论坛(MEC)于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作为本次的大会执行主席,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本次大会的盛举?

郑月宏教授:本次会议由亚太血管学术联盟(APA) 和中国微循环学会联合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承办。本次大会由首都医科大学血管外科学系、火箭军总医院、清华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解放军306医院、北京天坛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望京医院、北京复兴医院、解放军306医院等共同协办。由《365医学网》等多家媒体协办。

  大会由我致开幕词,本次大会的开幕式由张望德教授主持。北京朝阳医院陈勇执行院长、北京协和医院管珩教授、中国微循环学会刘乃丰副理事长,张华秘书长、吴庆华、梁发启、苑超、蔡念、吴继东等国内血管医学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出席了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上还举行了颁奖活动,首先由张华秘书长和刘乃丰教授为吴庆华教授颁发了中国微循环学会终身成就奖,在一阵热烈掌声之后开始颁发了中国微循环学会2017年度先进个人奖,颁奖嘉宾是陈勇教授和苑超教授。接着由卞策教授、韩冰教授、李雷教授、赵渝教授颁发了中国微循环学会2017年最佳组织者奖;最后由我和大会执行主席张望德教授颁发了中国微循环学会2017年度推动学科进步奖。

  此次会议还举行了新书发布,分别是由张望德教授,薛冠华教授,李春民教授主编的《主髂动脉外科疾病诊治进展》和由我与梅家才教授主编的《实用静脉曲张治疗学》。

  同期召开中国微循环学会第五届会员的代表大会暨2017年中国微循环学会全国学术会议上,中国微循环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委员汇聚北京,交流学术,讨论中国微循环学会的和微循环事业发展大计。会中,同时成立了中国微循环学会主髂动脉专家委员会、基层专家委员会。

  经会议审议通过,北京朝阳医院张望德教授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薛冠华教授当选中国微循环学会主髂动脉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李学东教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学民教授、山西省人民医院管强教授、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艳教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代远斌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黄小勇教授担任副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邓洪儒担任秘书长、上海仁济医院郭相江担任副秘书长。

  选举结束后,学会领导为当选的主委,副主委,秘书、常委、委员颁发了证书。

  本次大会继续贯彻学会促进学术交流、普及微循环与周围血管疾病领域的研究进展的理念,针对“糖尿病足”、“颈部血管疾病”、“静脉曲张/内脏血管与透析通路、并发症”、“VTE及PTS”、“下肢动脉疾病”、“胸动脉疾病”、“腹主动脉疾病”、“护理”等热点话题展开专题讨论,以全方位、新视角呈现血管医学新理论和新技术,为周围血管疾病领域的研究发展奠定新的基石。

  此外,我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为了履行亚太血管学术联盟(APA)“共建亚太血管医学平台,推动亚太地区血管医学发展”的宗旨。本届会议还邀请到来自欧美、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百余名APA成员到会。本次大会大师云集荟萃,百家争鸣,APA所属国内外血管外科专家应邀与会,带来别具一格的学术盛宴,共同分享国际领域血管外科前沿动态,成为了大血管与微循环密切结合的重要结合点,也成为了APA走向国际化与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委会立足基层的重要纽带。

  记者: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自成立至今,做了许多前瞻性的工作。作为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请您畅谈一下专委会成立之初的背景是什么?以及对我国血管病事业的发展所起到哪些推动作用?

  郑月宏教授: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血管疾病发病率逐步上升,也促进了我国血管外科领域的快速发展,多年来血管外科医师尝试从宏观角度研究血管疾病的发生机制与诊疗技术研究,但在糖尿病足、慢性下肢缺血等周围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瓶颈。

  周围血管疾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类疾病是下肢的动脉缺血性疾病,尽管近20多年来我们试图使用手术、腔内技术、激光技术等很多方法来治疗下肢缺血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依然不理想,很多患者经历多次手术,最后依然截肢。究其原因,就在于一是临床医生在日常诊疗过程中尚未意识到微循环在周围血管疾病发病机制中的重要性,单纯处理主干血管和大血管,但是忽略了微循环的障碍,使得组织和细胞依然处于“饥饿状态”。

  近些年,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日益发现微血管病变与周围血管损伤密切关联,因此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周围血管疾病是多因素多症候的慢性病,涉及面很广,单纯的内科或者外科治疗都不能解决问题,如临床方面包括血管外科、心内科、内分泌科、老年科、血液科,基础研究方面的病理生理、药理学、生物组织工程学等。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是多学科参与,我们要在专委会内整合资源,让资源最优化组合,最大化发挥效益,共同推动周围血管疾病的诊治向前发展。

  我们组织这个学会的初衷:首先,要想在周围血管疾病取得较满意的治疗效果,微循环层面的治疗不可或缺,而这恰恰是以前的临床工作中被忽视的地方。第二,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老年人面临着心血管疾病和微循环障碍的双重困扰,这也是周围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因此需要从微观角度来关注周围血管疾病的诊治,如同吴庆华教授曾寄语的那样:抬头关注大血管,低头思考微循环,才是一个全面的血管外科医师。

  另外,我们力争在转化医学上寻求突破。微循环是一个平台,它从外科到内科,从基础到临床,从研究到应用,是一个很好的交叉领域。在这样的平台上从事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与研究,能够更深入的探索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规律,获得突破性进展。同时我们要把新技术、新方法转化为临床工作中的创新,以期探索出适合我国特色的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思路。

  (本次采访感谢365医学通讯社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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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月宏
单位:北京协和医院
简介:  北京协和医院血管外科负责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微循环学会副秘书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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